港股通标的股票范围_小烟熏妆的画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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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9 23:20 作者:小编

近日,由郭德纲徒弟打伤记者引发的封杀事件,占据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的显著位置,舆论沸沸扬扬。对郭德纲师徒破口大骂者有之,同情怜悯者亦有之,有的则站在郭氏师徒一方,对北京电视台和被打记者的封杀行为表示有声或无声的谴责与抗议。骤然间,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低俗与高雅、权力与道德关系的论辩,形势蔚为大观。

时代周报:低俗与高雅如何评判与界定?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溃败的根源是什么?重建社会道德,政府和民间分别需要作出怎样的努力?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批判庸俗从原则上讲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文化上的东西,俗和雅、好和坏、有益和有害,从来很难有一个确定的评判标准。我们应该追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让好的东西逐渐去淘汰坏的东西,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我们应该要有更长远的目光,要多考虑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考虑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而不应该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制定一个标准,强制执行。

我们的政府有两个传统,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习惯动用行政力量,用运动式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另一个就是儒家传统,儒家强调政府在道德教化上的责任,但在历史上并不成功,因为政府并不能全然判断道德上的是非对错。如果要去指导别人的道德,自身就要道德高尚,所谓“内圣外王”就是指必须是圣人才能行王道,这对官员的个人修养很有意义,但是如果因此觉得自己是圣人,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更高尚,能够给别人去做道德评判,那肯定是不行的。

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追本溯源可能跟改革过程中政府一些官员没把好自身的伦理道德有关。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政府如果不能依法行政,违背程序正义的话,个体道德也会随即下降,于是就出现了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心态。政府官员自身在执政的行为当中要讲政治道德,公务员要有一个公务员的道德操守和职业伦理。

在教育方面要重新改革,推动公民教育以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观念,还要有实践类型的教育,通过公民的行动来重建道德;其次是社区的自治,关心自己身边的生活环境,在行动当中建立起一个新的道德观和培养道德责任,多鼓励这样的行为,从全世界的经验看,这是最好的道路。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类似于反“三俗”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并不少见,政府往往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扮演道德权威的角色,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告诉我们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高尚的,并且教导我们必须追求高尚。

其实,中国从来没有一个道德上的权威。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所设想的社会是由道德高尚的人来统治,把政治的过程和道德教化的过程合二为一。实际上这也是为了政治统治,保证人民的服从。但是权力的运行很难用一种道德化的力量来保障,因为权力本身经常是反道德的,而个体则常常“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的男盗女娼”。中国古代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得到民众良好道德评价的是极少数。像范仲淹、文天祥等在历史上不断地被颂扬,反而衬托出了官场道德的腐败和民众的普遍不满,这样的情况在今天可能仍然没有办法改变。

道德溃败的根源也许不在于教化少,而是把一种不应承担的责任强加到政府的肩膀上了。我们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的宗教权威,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道德的解说与教化。于是只能“以吏为师”,把道德寄托于官方,而官方也经常以这样的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自诩。儒家是一种政治和权力的修辞术,它没有办法独立于权力之外去发展出一个宗教系统来,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华丽的修辞看上去很美,但根本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言。

对于社会的道德重建,公权力和私人生活之间要画一条明确的界线,政府应该在道德方面保持中立,把宪法中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落到实处,让社会上道德的力量能够逐渐建立起来。另外,这个社会完全以权力为中心,而追逐权力是最庸俗的东西,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在追逐权力、依附权力,这个社会肯定建立不起来一套良好的道德规范,所以要破除权力迷信。除此之外,要尊重不同职业的独立性,让不同的职业通过自治来发展出自己的职业伦理,比如医生、大学教师、律师都需要。他们应该遵循一些非常特殊、但在各自行业里又特别重要的职业伦理,这是社会道德重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在审美上,“俗”与“雅”是相对而言的审美形态,两者有别但又有联系;有时候大俗与大雅可以共存。但是此次“反三俗”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审美上的命题,而包含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含义。简而言之,“三俗”各有其源头,在现实中更是各有其主要形态。低俗原是民间文化生态中的要素,庸俗是一种人的素质,而媚俗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和选择。但是,无论如何,“俗”本身无罪,你可以不喜欢,但不可以强制消灭。

我认为港媒把“反三俗”解读为“新道德运动”未必精准,我更多地把它理解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心态与语态的整肃。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思想、言述的空间远未实现多元、自由的语境中,求“雅”而不得;于是在一片“俗”声中未尝不包含有疏离、嘲弄与反叛,因此会让人感到不那么舒服,让人感到想拿你说事但又难以上升到什么高度。因此,干脆以“低”反“低”。没有“雅”(思想)的危险,也没有“俗”(嘲弄)的难堪。

政治必须讲道德,因为政治是公共事务,没有道德操守的政府、政党和政治领袖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国民遭殃。但是,政治不能以道德之名干预个人私生活,因为公共权力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政治无道德与专制制度的关系最深,因为在这种制度中,凡是有点道德操守的人必定被淘汰。反对道德治国,但绝不可以放任政治运作中的道德沦丧,绝不等于放弃对于权力机构和官员的道德批判。法国19世纪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在那本至今仍足以使无良政客畏惧的名著《政治的罪恶》中,最后引用了拉贝莱(Rabelais)的一句名言,“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此言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警钟。

石扉客

资深媒体人

政府不需要讲道德,只需要讲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政府做好了,民间就差不到哪里去。政府没有权力,更没有能力去对民间的道德生活进行指点,只要政府守法、廉洁、勤政、信息透明,民间的道德就自然不是问题。

要抵制一些低俗的电视节目,可以制定电视分级制度、涉及未成年人的审查制度等,在技术上,有非常多的措施,可以保证既公平又高效地遏制低俗节目的产生。相反,如果没有一套统一的、健全的制度标准,而是主观臆断,就会有很大的偶然性、不确定性,这也是权力寻租的好机会。凤姐俗,毕福剑俗不俗?郭德纲俗,小沈阳俗不俗?在西方,这方面有非常成熟的标准,而且标准是唯一的、可执行的,不会搞多重标准。所有的标准都是经过代议机构讨论出来的。代议机构在立法的时候,会有一些利益集团雇佣游说机构对议员进行游说,使议会尽量通过有利于自己行业领域的法条,标准一旦制定出来,就必须严格遵守。

很重要的一点是,知识分子可以甚至应当指责政府不守法、社会不道德,但是政府不守法、社会不道德绝不能成为精英不道德乃至不守法的借口。

同样,动辄封杀的政府行为和权力之手,显然是需要警惕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被封杀了,被封杀的对象就是彻底无辜的。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既要反强权,也要反流氓;既要反恶政,也要反恶棍。微博上一位朋友说得好,强权不是流氓的避风港,灾难也不是强权的避风港。我们要分清感性问题和理性问题,爱恨情仇是感性问题,是非对错是理性问题,你喜不喜欢周立波、郭德纲,这是感性问题,但是郭德纲的言行有没有错,这是理性问题,要注意就事论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也没必要自暴自弃,更不能因为社会有道德的溃败现象而随波逐流。大道不行,各尽本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笑蜀

资深评论员

道德是人心之事,精神之事,不是权力能管得了的,道德问题需要靠民间力量自己解决。权力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在某些时候,权力不道德的危害要比公民个人不道德的危害大得多。

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环境绝对干净,丝毫没有丑恶,在任何时候,美好与低俗都是并存的。不可能只要美好与高雅,而把庸俗、低俗连根拔掉。没有了低俗与庸俗,也就不会有美好与高雅。

娱乐领域常常会有一些低俗问题,但娱乐界的问题要靠娱乐市场自己去解决,它们有自我净化的机制。权力的不道德是整个社会不道德的根源,如果社会对新道德有要求,那么这种新道德会在市场中、民心中自发地成长发育起来。只要权力足够包容,能够给予最大的自由,这种成长起来的力量就能够制约和抵消溃败的力量。

郭德纲事件是坏事变好事。官媒尤其央视组织的颇具大批判风气的口诛笔伐,已引起民间反感和警惕,始有封杀郭的传闻。书下架、碟下架似乎印证传闻为真,而引发舆论爆炸,迫使有关部门不得不出来澄清。算是一次压力测试,让某些部门知道封杀一个人不那么容易,过去的那套手法没那么灵了。

对于民间的、市场的、人心的道德,权力是不能过问的,权力过问了这些层面的道德,就是最大的不道德。但这并不等于权力本身可以不讲道德,不讲政治伦理,权力最大的道德伦理就是自我约束,知道自己的职责范围。权力应该要把自己管起来,尽可能不去干预民间的、市场的、人心的生活。用一些行政手段去管理所谓的低俗,本来就是一种很恶俗的行为。

社会本来就有低俗的一面,低俗有其存在的权利,但低俗也有其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通过业内的职业规范、职业共同体去自我净化。如果职业共同体、职业规范没有做好,那是因为它们没有真正地成长起来,权力妨碍了它们的成长。

西方的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甚至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是可以照搬的,我们应该学会利用这些西方的文明成果。